成都，这座深嵌沃野之上的千年古都，其名源自“一年成邑，二年成都”的古老传说，象征着其勃发的生机与迅速崛起的过往。

回溯至战国烽烟四起之时，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秋，雄才大略的秦王采纳司马错之策，认定“得蜀即得楚，得楚即得天下”，遂遣名臣张仪、悍将司马错率虎狼之师，沿石牛道南下，势如破竹，一举吞并古蜀国，置蜀郡，定成都为郡治，开启了成都融入中原文明体系的新纪元。

翌年，深谙“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之道的张仪，主持仿照咸阳规制，修筑成都大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奠定了此后两千余年成都城市的核心基址。

纵观华夏历代名城之兴建，多或凭恃山险，如虎踞龙盘；或占据水利，似长蛟得水。然成都之选址，却堪称异数。

它座落于广袤成都平原之腹心，四野坦荡，无险阻可恃；虽毗邻岷江，然河道未驯，既乏舟楫通运之利，反受水患肆虐之忧。其城址更处低洼之地，地下水位极高，潮湿多雨，周遭沼泽密布，芦荻丛生，环境本不适宜大规模建城定居。蜀地先民为此付出了惊人的智慧与人力，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

筑城之初，为解决大量用土，于城墙四周广泛取土，掘土之地遂成众多人工池沼，星罗棋布，环绕城郭。其中尤以城西之柳池、西北之天井池、城北之洗墨池与万岁池、以及城东之千岁池最为著名。这些池沼并非废地，反而巧妙转化为集灌溉、养殖、防洪、军事防御于一体的多功能水利枢纽：平沃野，润良田；殖鱼鳖，丰粮秣；战时，水泊浩渺，更成为拱卫东、西、北三面的天然屏障，令来犯之敌望水生畏。

而真正彻底改变成都平原命运，赋予其“天府”美誉的，是秦昭王时期（约公元前256年）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的旷世水利工程——都江堰。

李冰父子以“道法自然”、“因势利导”的哲学智慧，凿离堆，穿二江（郫江、检江），筑飞沙堰，设宝瓶口，成功实现了“分洪以减灾，引水以灌田”的宏伟目标。这一庞大而精妙的系统工程，一举根除了困扰成都平原千年的水涝之祸，形成了覆盖广阔的自流灌溉网络，并极大地改善了航运条件。

《华阳国志》盛赞其“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从此，成都平原沃野千里，不知饥馑，为历代王朝提供了坚实的战略后方。

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持续发展，至隋朝一统，成都已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无可争议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隋初，于此设益州总管府，后改为蜀郡，其地位愈发显赫。

成都城本身布局严谨，功能分明。周长十二里、高七丈的巍峨城墙之内，分为太城（又称大城）和少城两大部分。太城居东，广约七里，主要为郡治官衙所在，是权力中枢，官署林立，威严肃穆；少城在西，周不足五里，则是繁华的商业与手工业中心，尤以南市闻名天下。那里百工技艺云集，富商巨贾辐辏，贩夫走卒川流不息，酒肆、茶楼、客栈、作坊鳞次栉比，来自天南地北的奇珍异宝、蜀锦、盐铁、邛竹杖等在此交易，日夜喧嚣，生机勃勃，生动诠释着“扬一益二”的富庶与繁荣。

隋末天下大乱，烽烟四起，群雄逐鹿。然而，偏安一隅的四川却呈现出一种相对独特的局面。在旧隋官僚体系濒临崩溃之际，四川本土三大最具影响力的势力领袖——独尊堡堡主、有“武林判官”之誉的解晖，川帮帮主、枪法称王、被誉为“枪王”的范卓，以及巴盟首领“猴王”奉振，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与远见。他们并未急于称王割据，反而共同举行了一次决定蜀人命运的重要会议。

经磋商，三方达成共识：保留原有旧隋遗留下来的大部分官员和行政体制，以维持社会基本运转与稳定，同时改“蜀郡”为“益州”，以示与前朝划清界限，顺应时代变革。新政体由这三大势力在幕后共同支撑，既不称王，也不称霸，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共治”局面，静待真正的“明主”出现，以图归附。

据传闻，此议实由独尊堡解晖一力促成倡导。解晖此人，武功高强，被誉为“武林判官”，更难得的是其卓绝的政治远见。他深知四川虽富庶，然受限于盆地地形，四周山水险阻，易守难攻，偏安自保足矣；且川民性格淳朴安逸，热爱自给自足的平静生活，缺乏逐鹿中原、争霸天下的野心与地理条件。强行称雄，非但无益，反可能引来四方强敌觊觎，将战火引向这片世外桃源。故而，采取一种开放而又审慎的观望姿态，无疑是最符合益州整体利益的上策。

三人甫一踏入成都城门，一股与战火纷飞的中原截然不同的升平繁荣、奢靡安逸之气便扑面而来，令人恍若隔世。

首先映入眼帘的，并非是肃杀的兵戈与惶惶的流民，而是满城摇曳生姿、璀璨夺目的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