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帕特里克道，“这涉及到了世界格局的变迁，涉及到了经济、科技的发展，涉及到了地缘政治，有很多因素是我们无法阻挡的，但当然，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的内部原因。身为一个政治家，我可以就我们的政治制度说一些看法。”

“我们的崛起，同样有着各种因素，但若从内部来讲，则是由于从1215年的大宪章开始，到光荣革命，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和改革，拓宽并支撑了资本主义的权利，用更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逐步替换了落后的君主专制，这使我们赶上了当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潮流，解开了束缚在生产力之上的枷锁。”

“可以说，任何国家的起伏，都是在于其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适应程度。人类文明的进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顺应它就可以乘风而上，逆势者则必将败亡。”

“我们的崛起是因为顺应了全球资本主义崛起的大潮，我们的衰落则同样是由于故步自封，掐死了自身的改革之路，使得自身与历史浪潮日益脱节。”

“光荣革命之后，我们的政治格局虽然也有了许多的改良，但二十世纪以来，两党争锋几乎使得我们的政治陷入了窝里斗的局面。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一方上台，另一方必然拼命扯后腿。双方相互牵制，相互拆台，这使得我们政体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内耗，把精力都放在了对付政治敌人，而不是有益于国家利益的真正事务上。”

“因此，我们的自我改良进程被截断了，我们开始渐渐地不再适应这个日渐快速变化的世界，我们成为了他国眼中的老古董，顽固不化，抱残守缺，不知进取，我们从日不落帝国，成为了夕阳国家。”

“您的论调，听起来，像是红色主义。”主持人提醒道。

“什么主义并不重要，”帕特里克道，“资本主义，红色主义，谁能更好的适应世界的变化，谁就是好的主义。或许我们是该重新考虑一下，到底是什么更适合我们了。”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邓肯先生，”主持人道，“最后，您还想对电视机前的观众们说些什么吗？”

“也感谢天空广播的邀请，”帕特里克道，“借这个机会，我想对所有英国人民说。我们是一个繁盛的民族，我们创造并孕育了辉煌的文明，我们的国家曾经极为强盛。”

“请热爱自己的祖国，让它再次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