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良以为这次又是有什么急事，于是没有过于在意，昨晚老赵说这几天有老师查宿舍纪律，她便没有把手机摆出来等电话，而是在微信上简单提了几句。

然而直到晚上再回宿舍，梁雁回复了一句“好”。

这没什么不妥当的，但喻良没来由地有些不安，直觉告诉她家里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但给梁雁打电话，对方没有接，给喻宏远打电话，得到的回复是“没事，明天我们去学校说”。

这基本上说明不是因为家里人有什么伤病，喻良稍微松了口气，随即意识到喻宏远的回答十分古怪，有什么事是不能在电话里说清，一定要在学校说的？

因为成绩下降？因为心态？

应该是老赵告了什么撞，喻良先是猜测，老赵这几天开小会总是含沙射影地说她浮躁、学习不专注，大概是终于忍不住跟梁雁告状了，毕竟她爸妈总是喜欢跟老赵私下交流，告状这种事老赵经常干。

这个说法非常合理，喻良几乎要被自己说服了……这原本是她最害怕的事之一，毕竟这之后往往是连续几天的冷言冷语，可如今却成了能想象到的情况中最“温和”的一种。

哪怕一遍一遍地给自己洗脑，她也没有办法不惴惴不安。

某个最糟糕的可能若即若离，总是在恰当不恰当的时机冒出一个头来，让喻良被迫保持清醒——这几天的“巧合”很多，却又点到为止，不偏不倚地没有造成更大的威胁，她隐约有种不太好的直觉，一些潜伏已久的隐患会在某天突然爆发，打她个措手不及。

然后在这种忐忑的心理影响之下，喻良做了一个以后想起来也追悔万分的决定——她把手机带到了教室。

原本是想尽快和梁雁联系上，但中午在食堂她想掏手机的时候，却发现手机不在包里了。

喻良翻遍了书包的各个角落都没找到，差点急出了汗，哪怕查了以后会坐实违纪这个名号也想去查监控，最后叶扉安一语点醒：“你早上背的是那个单肩包吧，上午你把手机拿出来过吗？”

喻良：“没有啊，我哪敢在教室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