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杨成已经将调查的新闻稿件连同暗拍的图像资料，在报纸与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及时播出。

一石激起千层浪！

社会都在责问，什么原因让黑砖窑存在？

这在曾家辉看来，黑砖窑与地方党委、政府存在着畏难情绪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是眨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他看来，砖窑并非暴利行业，但雇佣智障者为劳工的黑砖窑缘何屡禁不止，值得反思。从雇佣智障劳工事件中，可以看出存在人贩出售、包工头购买、窑主雇佣这样的“黑砖窑智障劳工”利益链条，其背后极其可能有成熟的团伙犯罪。不难推断的是，参与这一利益链条的，会有多少“黑砖窑”、还有多少“蒋老板”们为非作歹，实在难以想象。而让他感到愤懑和无奈的是，三江省黑砖窑事件查并不是难题目，而难在智障者们如何送返、案件如何定性、共犯如何确认等，这些都将面临相当的阻力。因为时间久远证据获取艰难、智障者表达能力有限、共犯线索的难以锁定等。这样的现实，注定为彻底摧毁“黑砖窑智障劳工”利益链条蒙上了阴影。不难猜测，这些黑砖窑在被媒体报道后，当地那些尚未发现的黑砖窑，必将“潜伏”得更深，等此轮严查过后，很可能再“浮出水面”。

他也很清楚，地方政府长期摇摆、游移的畏难情绪，成为类似黑砖窑非法用工屡遭打击，仍不断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说，对于一些非法用工的多发区，当地政府一般很难组织起常态的多部门联动的督查机制。通常的情况是，唯有接到举报，这些类似黑砖窑非法用工才会被取缔。当地各级相关部门对黑砖窑非法雇佣智障者的事，没有理由一无所知，但缘何没有进行大范围的深入彻查呢？

在黑砖窑再现的暗影里，不能徒留叹息，起码应该对几个问题进行深入反思：第一，如何举全社会之力兴办智障者托养机构。这是涉及面较大的体系构建，对各级政府财政以及相关机制、法律的详尽设计而言，是不小的考验。第二，如何在合适的时间，将暴力强迫劳动罪细则纳入到刑法。原因很简单，提高惩罚力度，是杜绝“黑砖窑智障劳工”以及类似非法用工的方法之一。第三，“黑砖窑智障劳工”是极端事件，而如何在当前的经济和劳资关系背景下，尽可能有效、全面地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则考验着各级政府的能力与智慧。

带着这样一种认知，事件调查组迅速赶赴三江省。

三江省面对媒体的报道和调查工作组的突然降临，显然有些措手不及，他们甚至问：“真存在这种情况么？我们自己怎么不知道？”

面对这样失责的疑问，曾家辉只能摇头。

他在“蒋老板”的黑砖窑亲眼所见，受苦的农民工，大量的智障者，这且不说，还有许多中学生和一些小孩，有的孩子不过十一二岁，他们都干着大人们都不愿干的重活，而且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拳打脚踢是常事，棍棒伺候只等闲。哪个孩子稍有不从，就会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烙背以至于血肉模糊，伤情恶化而奄奄一息，想逃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有的孩子已经被“禁”达五六年，有的已经成了“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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