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这一番话，在民警的审讯记录中也得到了印证。

接下来，他决定再去一次黑山村，调查需要进一步通过当地人提供情况。

调查组对镇黑山村村民也进行走访调查，“你们了解这些民工生活么？”

村民们反应：“他们就是干活，不干活就是吃饭。”

“你们怎么不到窑厂出工？”

“我们出工要钱，那些民工都是免费劳力。”

“你们平时能关注到他们吗？”

村民摇头，“我们不进去，那儿又没有我们要干的活，我们自己也忙，没空去关注。”

事不关已，高高挂起。

曾家辉知道村民们并不是忙而不关注，更不没空。事实上，窑工们被虐的这个砖窑并不荒僻，位置在黑山村东南角的一个小山沟，占地几十亩，砖厂晒砖的空地就是很多村民的地头，旁边还有小卖部和饭馆儿。但是，对于砖窑里的所发生的一切，似乎并没有引起村民们的注意。”

一座一度挣扎在赢亏边缘的砖窑，如何在这两年成为“人间地狱”？

一个党龄32年的村支书，何以成为黑砖窑的“保护伞”？

长达几年时间里，相关职能部门屡屡造访，为何总是“视而不见”？

持续这么多天的“风暴”，让这个令全国侧目的黑砖窑只剩下断瓦残垣。那几十个出砖口均被泥土填封。

对这些，曾家辉专门找了蒋老板的妻子。

“事实上，前两年窑场一直没有挣到什么钱。每年也就几百万砖。”

窑主蒋正丰的妻子说。

而砖窑最初两年的效益不佳，直接源于早期雇佣本地工人的生产方式。“以每天几十块的工钱，只能雇到年老体弱的妇女。”蒋正丰的妻子说，“一遇到下雨，找不到人干活，只能干看着砖坯被淋烂。”

黑山村并无多少村办企业，大多青壮年劳力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到附近的煤矿里挖煤。砖窑因为属于重体力活，工资又远不及挖煤，一直少有青壮年问津。

而整个石城县的砖窑数目，当地政府披露为一百多座有95%以上无合法手续。曾家辉带领调查组走访邻近多名砖窑主后获悉，由于砖窑所需的原料，黏土几乎免费，人力成本在砖窑经营中所占比例巨大。所以“要想扩大利润，只能在这上面做文章”。这直接导致了窑主蒋正丰与包工头之相达成共识。

蒋正丰经营砖厂，但下面还有一个承包人，从蒋正丰家属出示的字据显示：一年蒋正丰需要支付给包工头六十万元左右的工资费用，依照一百人的规模，每人每月只有五百多元的工资，包工头还得赚取其间的主要部分。这一标的低得出奇的的承包协议的签定，从一开始就明显意味着所雇佣窑工的特殊性。而作为窑主的蒋正丰却与包工头达成默契，甚至作为协议知情者的村支书也未表示任何怀疑。

而正常工资水平应在一千五百元左右，除去当地泥煤以及必要的运输费用，窑主一年的利润在50－70万元。对于蒋正丰来说，这利润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为了利润，窑主和包工头两个人求财若渴的协议，也注定了这些民工陷入绝境的命运。

“你们当老板的做些什么？”

“具体我们光管砖。”

“你光管砖？”

蒋正丰的妻子似乎觉得不关自己的事，更正道：“是我丈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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