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要给这位副厅长撑腰，免得常务副省长从中作梗。

至此，谁都明白，这位白副厅长即便扳不正，但原来的财政厅长也再无主政财政厅的可能了。

而这一切，曾省长虽然觉得做得有点过火了。可不这样做，问题解决不了，民众再一集聚过来，那就更加被动了。

一个星期之后，各项计划安排全部启动。

民众理解了。

省政府的一班子人也暗叫佩服，省委书记万东良也亲自给曾家辉打了一个电话，表示对省政府处理这一起事坚决支持。

在电话中，曾省长是抓住机会，“万书记，省政府确实需要省委的大力支持啊，财政厅可是不太听招呼，我看不换思路、不换作风，那就只好换人了。”

万东良没想到自己一个支持电话过去，人家还提了个人事要求出来。不过，财政厅长在会上的表现他早就听说了，幸亏曾家辉处置得及时，要是压不住这一邦子人，引发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自己这个省委书记可无法上面交待，“行，省政府常务会先讨论人选，结果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信访办突然反应这段时间有大量的拆迁户前来反应情况，多是告状说政府与开发商没有依法拆迁。

这是大事，也是难事。

。拓路架桥，旧城改造等公益事业的进行，顺应时代的潮流，来到了政府官员的议事簿上，来到了普通市民的餐桌间，来到农民的田间地头。

但这也迎来了拆迁征地的难题。

现在政府最为头痛的难题！

曾省长深有体会，政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拆迁征地的过程已形成政府之痛、民生之痛、发展之痛。特别是在城镇化进程之中，大量的人口涌向城市，在加速城市化发展步伐的同时，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道路越修越多，交通却越来越拥堵。拆迁越来越多，居者有其屋却越来越困难。城市人口的爆增，更显现出城市规划的滞后，因为拆迁，不见硝烟却胜似战场的个体生存环境争夺战演绎到了极限。

他深知，拆迁征地成为“最难”问题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城市化进程过速，西方国家用一两百年才走过的城市化进程，我国只用了短短几十年。拆迁征地难的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改制和破产企业多，失业人群过大。面对因拆迁征地而走进门来的政府官员，民众积怨正好借机爆发。拆迁难的第三个原因是利益博弈严重失控。开发商和拆迁户都要求利益最大化。现有土地上的居住者大多属于低收入群体，他们希望能因拆迁征地而一次性满足他们的生活住房、子女就业、全家社保等所有生存之需。而一些拿地心切、法纪意识淡薄的开发商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尽快解决拆迁矛盾，动不动采用非法手段进行野蛮拆迁。为了达到各自目的，拆迁户、开发商无所不用其极。

未来一个时期，各地城镇化还将推动许多农民告别土地。在愈炒愈热、愈演愈烈的拆迁征地矛盾面前，面对一次次无限延期的拆迁工地，开发商怎么办？面对即将失去的家园，拆迁户应该怎么办？面对因拆迁而被“彩绘”的当权者形象，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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