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点。”

“我的上级组织。”

曾家辉就笑着说得具体了一点，他的“上级组织”这已经比较明确了。

记者会过意来，然后道：“对于黑砖窑，陌生人要想进入厂区，他们有严格的排查方法，您是怎么进去的，又是用的什么身份。”

对这种哆嗦的采访，曾家辉的回答就比较简短了，“这得感谢公安部的安排。”

“具体安排是什么？”

“这你们采访公安部去吧。”曾家辉道：“因为公安这边的任何计划与细节，没得到他们允许的情况下，我不便讲出来。”

记者只得作罢，换了一个话题，“您在里面呆的几天，对劳工们的生活有什么感觉？”

“我有一种窒息感，简直是常人难以想像的那种感觉。”

“啥原因？”

“有味觉上的冲击，也有视觉上的冲击。劳工们住的地方，那里边看不到一丝应当人呆的那种痕迹，就像猪窝一样，很阴暗，很潮湿，墙上还有一些污秽不堪的东西，包括人的排泄物。”

“杨成是你的调查的助手，他主要做了些什么？”

对这些，曾家辉倒是谈得相对多一点，“他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取证记录，也就是说你要揭开这个事件是怎么样子，你得拿出有用的东西来。二是负责调查出来的深度报道，通过这个事件，找个角度，揭示事件背后的东西。而且从现在的效果看，他这两个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表扬杨成是应该的，因为据他的消息来源，自己那位年纪不小的妹妹，一直未嫁，这位杨成记者好像是追求者之一啊，随便给这家伙粉上几句，至少他是认可杨成的工作的。

其他方面，曾家辉也谈了一些观点：比如，调查中一些数据的引用，主要还是来自官方，这些数字延迟的时间很长，主要是因为调查组的力量有限。因为事件涉及面太广，石城县只是一个很小的点。所以，他感觉对于整个事件的调查还只是走完了第一步，第二步是审理的结果，第三步还有一个长效机制的建立。

对于记者提出的感觉一点的话题，“地方上在这个事件中是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你能从调查组长的角度评价一下吗？”

对这一点，曾家辉采取了回避政策，调查组怎么评价，自然会有调查报告上报国务院，但面对媒体还是不要说太多，尤其是那些会给三江省带来副面效应的话，他觉得还是不说为好，“我觉得调查下来，产生了一个感想，那就是地方执行国家有关政策法令方面，还有一个加强的问题。比如我们调查中发现的情况，黑砖窑是实心黏土砖，国家早就下令，逐步不允许使用这种砖，这种砖窑是办不下来合格证件的。所以那些黑砖窑从一开始生产就走的是一条‘黑’道。”

这种评价是谁都可以听，也说不出什么来的，因为是事实。上级知道，下级也知道，就看谁说出来罢了，说不说都不伤大雅。可对于地方保护主义、官商勾结………等其他方面的事，曾家辉只字未提，走到正部这一级，他知道公开说话还是谨慎为好，能不惹麻烦就不惹了。

总理让自己来三江省调查，恐怕也是有原因的。

黑砖窑虽然相对隐蔽一点，但也并不是说就是找不着，只是说地点相对隐蔽，不容易引起人注意。黑砖窑事件的查处也不难，只要地方上下决心、下狠心大力的整治并持之以恒，它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曾家辉觉得在这次的事件中，一步一步调查的过程。有人被抓，有官被罢了，有人被解救了。也让大家看到很多领导干部的重视，举报方式也公示于网上。对于记者提出的一些数字疑问，他表示：任何事情如果真想查，是没有查不出来的，可能会随着调查的进一步发展，数字还会有所变化，因为随着后续的整治，数字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

但记者随后问的一个情况引起了曾家辉的重视，“解救的民工，有的为什么没能正常回家？”

“真有这个情况？”

他不但重视，而且有点难以置信。当地公安机关可是在调查组成员之一的公安部有关领导亲自下命令安排落实的，难道地方派出所还有不遵照执行的道理？

记者表示确实存在，“我们了解过一些信息，有些民工并没有回家，不知道哪儿去了。举一个例子，我们刚过来采访的时候，碰到一个江南民工，当时我们与当地派出所联系了，说了情况，三江省这边就把这个人送走了。但是过么这十天半月的，江南的派出所就问我们，这个人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回家？但是，我们回头向这边警方求证，这个人在我们联系的第二天就已经被送走了。问题是，现在不知人在哪里。”

曾家辉沉吟起来了，送人环节出错了吗？按道理来说三江的警方把他送走，他们有这个义务把他送回原籍吗？这个不太清楚。或者说原籍的警方有没有义务来接呢？这个也应该属于解救出来后警方按照流动人口的管理办法进行操作，虽然这不是调查组应该管的事，但也是具体问题之一。这些问题，其实曾家辉早就想过，比如那些解救出来的残障人士，他们最多是被送上什么车，至于他们上车以后具体到什么地方，自己不一定知道，那些回家的人员估计自己说的地方也不一定就是自己的家，因为他们智力有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