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冯永嘉不知通过什么路子，与当时的市局某领导搭上了关系，一番运作之后，将这起恶性案件大事化小，最后只是按照治安案件处理，双方罚了点款，就草草了事了。

别小看这点事，当时正是严打的年代，吹流氓哨都能被送到大西北去，闹这么大动静，最后居然能摆平，可见冯永嘉的实力。

事后，冯永嘉专程请西窑派出所的几个领导和负伤的民警吃饭，并拿了五千块钱作为赔偿。

八三年，是万元户还很牛逼的年代，当年常力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百余元，五千块钱，也算是笔巨款了。

其实，常力对此事的处理本就不服气，吃饭当天，他只是坐了一会，便借口有事离开了。

不久之后，他就被组织上选派到刑警学院进修，从刑警学院出来便调入了市局，转眼快二十年过去了，他甚至都把这件事忘记了。可没想到冯永嘉居然还记得一清二楚。

“你这记性不错啊。”常力笑着道。

“不是我记性好，而是后来和西窑派出所的这些民警都处成好哥们了呀。当时挨了一板砖老周，他都退休了，去年生病住院，我还专程去看望了呢。”冯永嘉得意洋洋的说道：“咱们关系一直挺好，他儿子周学广的工作，还是我给找人安排的，还有薛指导员，对了，他前年去世，葬礼也是我一手操办的。”

常力听得张口结舌。

这些老同事，与他早就没什么联系了，自从调入省厅以后，各种荣誉倒是没少获得，但与老同事的交往却越来越少了，说起来不免有些遗憾。

可遗憾之余，又感觉很纳闷。

这些同事，怎么会与冯永嘉这路货色成了莫逆之交呢？是我太清高和自负，还是他们变得庸俗了呢？

“对了，常处长，你大半夜打电话，想必是有什么非常要紧的事吧？”冯永嘉问道。

一句话，将常力从纷乱的思绪中拉了出来，他平复了下心中的感慨，这才慢条斯理的道：“是这样，我想跟你打听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