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70年代后，城里下乡的青年越来越多。

大街上无业游民少了，闹事的人也慢慢少了。

那些人闹事的方式也渐渐变的没有一开始那么极端了，大部分都从武改成文了。

不过也只是相对的，外面风头依旧紧张，外面墙壁到处都是大红的标语，互相举报成风。

报纸每天都在报道谁谁又被下放了，谁谁的家又被抄了，谁谁谁登报和子女断绝关系了。

身处这样的洪流，大家的想法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

70年9月中旬，天刚蒙蒙亮，刘瑶刚起床，正在院子刷牙呢，隔壁邻居家突然涌入一群人。

这群人进来就开始踹门。

院子里不时传来狗叫声和女人、小孩的哭声。

“这是咋了？”

江老太太也被吵醒，披了外套从次卧走了出来，仰头往隔壁家的院子看。

“不知道，估计又是被谁给举报了吧。”

从66年开始，这种情况就层出不穷，刘瑶早见怪不怪了。

这邻居家的男人是个连长，女主人好像是城里人，当老师的，平时挺傲的，挺瞧不起家属院乡下来的军嫂，都是用鼻孔瞧人。

也因为这个，刘瑶跟女主人不熟，属于见面都不会打招呼的关系。

刘瑶甚至连对方的样子都不记得。

不过刘瑶倒是记得他们家好像也是生了两个儿子，年纪和右边邻居家的虎子差不多，都在上学了，平时都是老人接送孩子。

之所以记得这个，还是因为当初她家两个儿子过来他们家院子，想偷鸡蛋，结果被大黄撵着跑，吓的尿裤子了，嗷嗷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