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景公三年，即公元前五九七年，春，楚庄王率军包围郑国国都，未能攻克，退兵。

楚庄王再次进军，历三月，攻克郑国国都，郑襄公肉袒牵羊，迎接楚庄王。

楚庄王感念郑襄公之诚，退兵三十里，与郑国讲和。

夏，六月，晋军救援郑国。

荀林父担任中军将，先縠担任中军佐；士会担任上军将，郤克担任上军佐；赵朔担任下军将，栾书担任下军佐。赵括、赵婴齐担任中军大夫，巩朔、韩穿担任上军大夫，荀首、赵同担任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

晋军到达黄河，听闻郑国已与楚国讲和，荀林父便准备回国，表示，没有能够救援郑国，却使民众劳累，这又有什么用呢？等到楚国人回去，再出兵攻打郑国，也不算来不及。

士会认同荀林父的说法，表示，很好。我听说用兵之道，观察敌人的疏忽之处，然后再发动进攻。德行、刑罚、政令、事务、典则、礼仪不违背常理，这是无法抵挡的，不能侵犯这样的国家。

楚国的军队讨伐郑国，怨恨他怀有二心，哀叹他的卑下。由于背叛而讨伐它，由于顺服而赦免它，德行、刑罚就都完成了。讨伐背叛，这是对背判者的刑罚；安抚顺服，这是对顺服者的德行。这二者树立起来了。去年进入陈国，今年进入郑国，民众没有劳累，国君没有被怨恨，表示政令已经有常法了。列荆尸之阵而发动进攻，商贩、农民、工匠、店主都不荒废时令废弃经营步兵撤兵团结和睦，事务就互不相犯。蒍敖担任令尹，选择楚国实行好的法典；军队出行，右军跟随中军的车辕，左军搜寻粮草，前军以茅旌开路，探查情况，中军权衡谋划，后军用精兵殿后。各级军官按照象征自己的旌旗的指示而行动，军事政务不必等待命令而自己完备，这就是能够运用典则了。他们的国君任用人才，同姓之中的选择亲近的，外姓之中选择世代旧臣。举荐选拔不遗漏有德行的人，赏赐不遗漏有功劳的人。对老人有加恩，军队出征有赏赐。君子小人，各有规定的衣服色彩，对尊贵的有一定的礼节以示尊重。对低贱的有一定的等阶以示威信。这就是礼仪没有违背。

德行确立、刑罚施行、政事成就、事务合时、典则执行、礼节顺常，怎么可以抵达楚国呢？

看到可能就前进，看到困难就后退，这是治军的上好之法。兼并衰落、进攻昏庸，这是用兵的上好之选。您姑且整顿军队，筹划武备吧。还有弱小且昏庸的国家，为什么要选择进攻楚国呢？仲虺（奚仲之后，薛国国君，曾辅佐成汤灭夏）说过，‘取乱侮亡（占取动乱之国，威凌将要灭亡的国家）’这就是说的兼并衰落。《诗》中的《汋》篇说，‘於铄王师，遵养时晦（王师特别神气，率领他们占取昏庸的国家）’这说的就是进攻昏庸。其中《武》篇又说，‘无竞惟烈（他的事业无比强大）’安抚衰落进攻昏庸以致力于功业所在，这是可以的。

中军佐先縠却对撤兵一事有不同的意见，他表示，不可以。晋国之所以能成就霸业，就是因为军队勇敢，臣下尽力。现在失去了诸侯，不能说是尽力；听到敌人强大就不敢金刚，不能说是勇敢。如果因为我们而失去了诸侯霸主的地位，还不如死去。况且整顿军队出征，听到敌人强大就不敢迎战，这算不上是大丈夫。被任命为军队的统率，却不是以大丈夫告终，这只有诸位能够办到，我是不能办到。

于是，先縠便带领着中军佐所属的军队渡过了黄河。

荀首表示，这部分军队危险了。《周易》上有这样的卦象，从师卦（上坤下坎）变成临卦（上坤下兑），爻辞说，‘师出以律，否臧，凶（出兵用法令治理，否臧，凶）’实施顺利且成功就是‘臧’，否则就是‘否’，从代表众多的坎变为代表柔弱的兑，流水壅塞淤积而成为沼泽，有律令指挥三军如同指挥自己一样，所以这叫做律令。执行不顺利，律令穷尽却无用。从充满到用尽，阻塞且不平整，所以就成为凶象。不能流动就叫做临，有统帅却不听从命令，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临’吗？说的就是这个。如果真得和敌人交战，结果必然会失败，先縠会是罪魁祸首，虽然能够免于战死而回国，也必定会有大的灾祸

韩厥对荀林父说，士縠率领一部军队如果失陷了，您的过错就大了。您作为元帅。军队不服从命令，那么这是谁的过错呢？失去属国，丢掉军队，作为罪过已经太重了，不如干脆进军。如果作战胜利不了，失败的恶果可以大家分担。与其一个承担罪责，六个人一起担当，不是还好一点吗？

因此，剩下的晋国军队也都渡过了黄河。

楚庄王北上，楚国的军队驻扎在郔地（郑地，今河南郑州北），原本打算饮马黄河后便撤兵回国。

听闻晋军渡过黄河的消息，楚庄王本不愿意与晋国交战，可他的宠臣伍参劝说他与晋军交战。

楚庄王听从了他的建议，让军队驻扎在管地（郑地，今河南郑州）以等待晋军。

晋景公三年，即公元前五九七年，春，楚庄王率军包围郑国国都，未能攻克，退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