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路主要是汉人叛军和苗人，其中柴宗有五千汉军叛军，李述甫那里全是他们罗殿国的黑苗族人，基本上是分化不了的。

苗族有一百多个分支，根据它的服饰、风俗、传统、文化、历史等方面的不同，所以分有黑苗、白苗、红苗、青苗、长角苗等等。黑苗族的苗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而白苗族和彝语一样，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

而第二路是从西边赶来的乌蒙部，“乌蒙”之名，出现于《宋史》仁宗之世。乌蒙原为部落首领之名，为唐代阿统的第十一世孙。他兼并周围一些小部落，统治了今昭阳、鲁甸、大关、盐津、威宁西北等地，今天的乌蒙山即因乌蒙部而得名。

他们的首领是当年于宋朝熙宁年间被封乌蒙王的阿杓之孙妥开，在这些年来，他们也是在山区发展的兵强马壮，此人在柴宗多年的收买之下与柴宗结为兄弟，他是们不是苗人，而是以彝族为主体的“乌蛮”，后来还在南宋时期，在滇东、黔西南地区的一个以“乌蛮”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自杞国。

他们乌蒙部平时和朝廷的关系就：不好，基本上是没有消停的时候，就算是不帮着柴宗打仗，这样的好机会，他们是绝对不会放弃的，肯定会想方设法的来捞一笔，对他们策反也是没有一点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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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路是“毕兹卡”部，就是后世的土家族，历史上，土家族先民被称为“蛮”或“夷”。宋代以前，居住在武陵地区的土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 。宋代以后，土家族就单独被称为“土丁”、“土人”、“土民”或“土蛮”等 。

而这支部队人数不多，只有近万，属于被李述甫胁迫而来，刘琦则是准备从他们先行下手，派出了一队兵马，带着耕牛和稻种去会见其首领谈判。

因为刘琦知道，这土家族在历史上与汉族接触较早。据史籍记载，五代梁开平四年，土家族人民即以农业生产为主，并喜渔猎，不事商贾。生产时，男女一样劳动，伐木烧畲，即刀耕火种，播种杂粮，不施肥，不灌溉，待地力尽时，再转移他处，另行开垦，农业产量低。

他们其实生活的并不容易，而且汉人和苗人还老是侵占他们的地盘，属于受夹板气的小部落。

刘琦派遣人找到了他们的首领，半路截住了他们，赠予其耕牛和稻种结好，并给他们分析了一下情况，说苗人一共只有几十万部队，大宋兵马数以百万计，早晚要杀到此地来剿灭叛军，他们知道土家族人都是受了胁迫，不得不去，所以他们愿意原谅土家族的举动，只要他们不去参战，返回部落，就可以既往不咎，如若不然，到时候天兵一来，灭李述甫的罗殿国之外，还要灭他们。

这支部落的首领受着夹板气，本来就是人怂货软的主，李述甫他虽然不敢招惹，但是宋朝他更不敢招惹，他们的文化程度虽然是不高，但是他们很清楚的是，宋朝就像是一头大象，而他们就像是一只蟾蜍，就算是李述甫也只是一只花猫罢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他们直接撤退，不敢和宋朝翻脸。

而第四路兵马则是瑶族兵马，一万多人，他们和宋朝也有着不死不休的关系，宋代，湖南桂阳、宜章、靖州等地瑶族人民不堪忍受宋王朝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与民族压迫，相继起兵反抗，转战岭南，有力地打击了宋朝统治，迫使统治者作出让步，并对民族政策作了一定的调整。

但是，矛盾还是时有发生的，这支瑶族部落就是因为往日里被宋朝搞得太狠了，所以干脆响应李述甫的号召，参与造反。

刘琦倒是认为，他们造反其实和李述甫和柴宗关系不大，而且他们这支部队是几乎倾巢而出，如果能够派遣一支奇兵袭击他们的部落，便可以得到围魏救赵的效果。

于是乎，刘仲武派遣一千惯于翻山越岭的勇士直取瑶族后方部落，瑶族兵马在路上就听说了这个情况，立刻就返回救援部落去了，即便是宋朝兵马走了以后，他们仍然是害怕的不敢离开寨子了，生怕再被偷家。

等到消息传到了柴宗和李述甫那里，得知了原本的五万兵马就将将来了四万，气得也是不行，但是大战在即，不能退后，他们依旧是把兵马开到了泸州城下。

“城上的宋人听着，快快开城投降，不然我就血洗了城池！”

那罗殿国主李述甫生得身高一丈二尺，面如监靛，发似朱砂，身穿象皮甲，头戴银冠，坐下乌骓马，掌中一杆凤翅鎏金镗，宛如温元帅下凡一般，在那里张开血盆大口哇哇乱叫，吓得城头上的宋军心惊胆战，一齐喊道，“有鬼，有鬼啊！”

就连城上观战的嘉王赵楷也吓了一跳，口称道，“久闻化外蛮族恶形恶相，真是八分似鬼，两分如兽，却全无一分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