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代表团的领队走进大使馆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路灯的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走廊的地板上，像一条长长的、橘黄色的河。他走得很快，皮鞋踩在地板上，嗒嗒嗒，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他身后跟着两个助手，一左一右，像两座移动的山。他们被带到一间会客室，门关上，灯亮了，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

等了大约十分钟，门开了，一个穿着深灰色西装的男人走进来。他四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皱纹不多，但每一道都很深，像刀刻的。他在长桌的另一侧坐下来，手里没有拿任何文件，也没有拿笔，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日本领队。日本领队没有寒暄。他用日语开口了，语速很快，每个字都像是在质问：“是不是你们派的人？那些尾随车辆，那些藏在暗处的人，是不是你们安排的？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要让所有选手人心惶惶？”

大使馆的人听完，没有立刻回答。他的目光落在日本领队脸上，看了很久。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像一潭死水，扔进去石头也不会起涟漪。他开口了，用的也是日语，声音不大，但很稳：“不是我们。”

日本领队问：“那你们知道是谁吗？”大使馆的人说：“不知道。”日本领队又问：“那你们在做什么？”大使馆的人说：“在查。”

“查？”日本领队的声音高了一些，“你们查到了什么？”大使馆的人沉默了一下，说：“还没有。”

日本领队站起来，椅子在地板上蹭了一下，发出刺耳的声响。他看着大使馆的人，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又坐下了。他靠回椅背，看着天花板上的灯。灯罩是白色的，落了一只小飞虫，翅膀还在微微颤动。

“那些选手，”他说，“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有些人是第一次出国，有些人连飞机都没坐过。他们来比赛，不是来冒险的。”大使馆的人没有说话。日本领队继续说：“山田那孩子，他母亲给他做了饭团。他说国外的东西吃不惯，他母亲连夜做了饭团让他带来。你见过那样的饭团吗？没有，你见都没见过。他根本不应该面对这些。”

大使馆的人沉默了很久，久到日本领队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我们会加强保护。”日本领队看着他说：“不止是我们，是所有选手，所有人。”大使馆的人说：“我知道。”

日本领队站起来，这一次他没有坐下。他把椅子推好，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他说：“如果那些孩子出了什么事，我不会原谅你们的。”然后他拉开门走了出去。两个助手跟在他后面，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了。

大使馆的人还坐在那里。他看着那扇关上的门，阳光没有了，台灯的光照在桌面上，照在他放在桌上的手上。他的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指甲剪得很短，短到几乎看不到白边。那双手握过枪，握过电话，握过笔，写过很多字，说过很多话。但那双手此刻什么也没握，只是放在桌上，安安静静的，像两件被遗忘的工具。他想起日本领队说的那个饭团，想起那个用保鲜膜包着的、海苔有点软了但米还是白的饭团。他不知道那个饭团是什么味道，但他知道它代表着什么——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一个国家对它的选手的牵挂和期许。他不能让他们失望。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窗外的天色很暗了，街道上没有什么行人，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石板路上。他看到远处有几个人影，也许是警方的巡逻人员，也许是使馆的护卫，也许是普通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还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