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四月，安徽桐城的一个普通农户家里，传出一声响亮的婴啼。张宏斌就在那个春天来到了这个世界。

桐城那地方，古来文风鼎盛，出了不少读书人。可张宏斌家，跟书香门第沾不上半点边。祖祖辈辈都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他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年到头在地里忙活，收成好坏全看老天爷的脸色。他妈也是农村妇女，手脚勤快，屋里屋外操持着，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勉强能填饱一家人的肚子。

张宏斌从小就长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村口的泥巴路，一到下雨天就坑坑洼洼，他赤着脚踩过去，两腿溅满黄泥。村里的房子大多是土坯垒的，屋顶盖着稻草，风一吹就沙沙作响。他在那个村子里一天天长大，打猪草、放牛、帮着家里干农活，身上穿的是哥哥姐姐剩下的旧衣裳，补丁摞着补丁。

可这孩子跟村里的其他娃不太一样。他话不多，闷着头干活，心里却透亮。他知道，庄稼人要想出人头地，只有一条路——读书。那会儿虽说读书也不是什么容易事，但张宏斌硬是咬牙把书念了下去。家里供不起他去镇上好学校，他就在村里的学校读，放学回来先干完地里的活，再点起煤油灯看书。灯芯一跳一跳的，他的影子映在土墙上，瘦瘦长长。

他十九岁那年，一九八五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他已经是村里的年轻人里有点见识的了，平时帮着大队做些文书的工作，写得一手工整的字，算盘也打得利索。村里人提起他都竖大拇指，说这小子将来有出息。

学校毕业之后，张宏斌被分配到了安徽泾县的太原乡工作。那是一个比桐城老家更偏更穷的地方，山连着山，路不好走，乡政府就设在几间旧平房里，办公桌都缺了角，椅子坐上去吱呀作响。他在那里头一回有了正式的岗位——文书。每天就是整理文件、抄写材料、接待来办事的村民，琐琐碎碎，忙忙碌碌。

可张宏斌不嫌这些活儿枯燥。他做事踏实，别人不愿意碰的麻烦事儿他接过来，别人不肯熬的夜班他顶上去。他写的材料条理清楚，字迹工整，乡里的领导翻着看着，就觉得这个年轻人靠谱。慢慢地，他从文书调到了公安员的位子上，负责乡里的治安和民调工作。那时候农村纠纷多，东家占西家一寸地，南边邻居的鸡跑到北边院里下了蛋，闹起来也能吵得不可开交。张宏斌夹在中间，耐心听，慢慢劝，不偏不倚，倒让不少村民服气。

再往后，他又被选上了团委书记，接着又进了乡党委，成了党委委员。太原乡那几年，换了别人未必肯待，可张宏斌踏踏实实地待下来了，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走，每一步都踩得稳稳当当。

一九九二年，他调到泾县县委办公室，当了副科长。从乡下挪到了县城，环境变了，身边的人也变了。县委大院那两扇铁门里面，进进出出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张宏斌走在走廊里，脚步不急不躁。他做事还是一贯的风格——不争不抢，不出风头，交到他手上的活儿绝对给你办得妥妥帖帖。两年之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他升了副主任，这一干就是将近五年。

那五年里，他在县委办熬过不少夜。办公室那盏日光灯管有时候会闪，一闪一闪地晃眼睛，他就在那种光线底下看文件、写报告。累了站起来走走，窗外是泾县老城低矮的屋顶，炊烟从烟囱里升起来，散进灰蒙蒙的天里。他有时候会想起老家桐城的村子，想起小时候放牛的那片山坡，想起他爹扛着锄头走在田埂上的背影。那些画面模模糊糊的，可他知道自己早就走出来了，不能再退回去。

一九九九年三月，张宏斌调任泾县中村乡党委副书记。那个春天雨水多，他去的路上车陷在泥里，下来推了好一阵子，皮鞋裤腿上全是泥点子。他站在路边喘着气，看着远处连绵的山，心里想，这又是一个要埋头干的地方。半年之后，八月，他接任了中村乡的党委书记。那年他三十三岁，算是在泾县这片地界上立住了脚。

中村乡那几年，张宏斌做了些实事。他把乡里的几条主干道修了修，把原来破破烂烂的小学修缮了一番，又张罗着引了些小型的农产品加工项目进来。步子不算大，可乡里的老百姓看得见，觉得这个书记不摆架子，说话算话，是个干事的人。可张宏斌自己心里清楚，他在这块地方待的时间也不短了，要说提拔，始终差那么一口气。

二〇〇三年，他快四十了。那一年，他调到了泾县粮食局，担任党委书记兼局长。粮食局那会儿的日子不算好过，体制改革的风吹过来了，旧的机制在松动，新的办法还没完全立起来。张宏斌每天坐在局长办公室里，翻报表，听汇报，下面的人等着他拿主意，上面的领导又盯着他出成绩。他心里明白，粮食局这个位子，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真要想往上再走一步，却是千难万难。

小主，

他在粮食局局长的位子上一待就是好几年。这几年的时间，张宏斌的头发白了不少，人也比以前胖了些，脸上多了几道褶子。他的能力还是有的，做事稳当，上下都能交代过去，可要说口才、学历、人脉，放在零几年的那个环境下，已经不占什么优势了。县里跟他同批的人里，有的调去了市里，有的升了副县级，唯独他还在原地不动。酒桌上有人喝多了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张啊，你再不动一动，可就真没机会了。

张宏斌面上不说什么，端着酒杯笑笑，心里却翻来覆去地琢磨。

他琢磨了很久。后来，他做了一个让人有些意外的决定——申请援藏。

那几年的援藏干部选拔，主动报名的并不多。高原上条件苦，氧气稀薄，冬天冷得骨头缝里都是疼的，而且一去就是三年，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不是谁都有那份胆量和决心。可张宏斌偏偏报了名。他没跟家里人多商量，批下来之后才开口。他妻子听了，坐在沙发上愣了好半天，眼圈红红的，到底没说什么，起身去给他收拾行李。

藏南地区，海拔高，天蓝得不像话，空气稀薄得让人走两步就喘。张宏斌刚到那会儿，头疼得整宿睡不着，嘴唇干裂起皮，走路脚下像踩着棉花。可他咬着牙一天一天地捱，白天跟着当地的干部下乡，走村入户，晚上回到宿舍写工作日志。高原上的星星又大又亮，他有时候站在院子里仰头看，觉得自己这辈子，好像一直在往高处走，可走得多高，脚底下都得踩着实地。

三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等他从西藏回来的时候，皮肤黑了不少，人也瘦了，可眼神比以前更沉了。

援藏回来的张宏斌，如愿以偿地升了副区长。正科级到副县级这一步，他走了很多年，终于迈了过去。分管的工作是招商引资，那是区政府里一块重要但不轻松的活儿。开会的时候，区长在台上讲，他在台下坐着，心里盘算着接下来要跑哪些企业、谈哪些项目。散会之后走出政府大楼，外面阳光晃眼，他眯着眼睛站了一会儿，觉得这么多年爬坡过坎，总算爬到这一步了。

可官场上的路，从来没有那么好走。

张宏斌跟很多人不一样。他说话耿直，不怎么拐弯抹角，上面交办的任务，能干就干脆利落地答应，干不了就直接说办不到。他不喜欢那些虚头巴脑的应酬，酒桌上别人推杯换盏说得天花乱坠，他闷着头喝自己的，话不多。有人觉得他好打交道，因为他没那么多弯弯肠子；也有人觉得他不好打交道，因为他油盐不进，什么礼品都推回来，什么招呼都不肯打。

他的人脉也不广。在泾县这些年，他没什么特别亲近的圈子，跟同僚们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家里人也都本本分分，没人借他的名头去揽工程、做生意。他的存款不多，工资用来养家糊口，剩下的都存着，留着给孩子念书用。熟悉他的人都说，张宏斌这个人，清廉是清廉的，就是太死板了些。

他当了副区长之后，这种性格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招商引资的工作，本来就需要跟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商人、企业家、银行行长、市里省里的领导，哪一个都不能得罪。可张宏斌该坚持的原则一样都不松口，他批项目之前要把材料翻来覆去地看，来来回回地问，问到对方不耐烦了，他还是那句老话——不符合规定的，办不了。

就在这种骑虎难下的当口，他认识了梅莲。

那是他升任副区长之后不久，宣城市区有一场企业开业的活动。梅莲的公司——宣城市宜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新张营业，场面弄得挺热闹。她托了关系，想把分管招商引资的副区长请来剪彩站台。张宏斌那边呢，想着这也是招商引资工作的一部分，既然企业是合法注册的，去亮个相也没什么不妥，便答应了。

开业那天，天气不错。会场门口摆了两排花篮，彩带飘着，音响里放着喜庆的音乐。梅莲穿着一身合体的深色套装，头发盘得利利落落，脸上化着淡妆，站在门口迎客。她五官长得确实出众，眉眼弯弯的，笑起来的时候眼波流转，举手投足间带着一股子大方和热络。

张宏斌到的时候，梅莲亲自迎出来，隔着老远就伸出手来，嘴里说着欢迎领导光临。张宏斌跟她握了握手，只觉得她手指纤细，掌心温热，笑容也热诚。剪彩仪式按部就班地走完了，张宏斌站在台上剪断红绸子，底下的人鼓掌叫好，闪光灯咔嚓咔嚓地亮。

到了晚上的招待晚宴，气氛就不一样了。包间里灯光暖黄，圆桌上摆满了酒菜，筷子还没动几下，酒杯就端起来了。张宏斌是主宾，坐在主位上，两边的人轮流敬酒。有人站起来说，张区长，这一杯我干了您随意；有人端着白酒杯凑过来，领导百忙之中来捧场，我得好好敬您一杯。

张宏斌酒量不算特别好，几轮下来脸就红了。他推了几杯，可架不住劝，一杯接一杯地往肚子里灌。梅莲坐在他对面，时不时起身给他添茶倒水，说话轻声细语的，眼波时不时飘过来。她劝酒的方式也高明，不硬逼，只是笑盈盈地说一句，领导今天辛苦了，我陪您喝一小口，您随意就好。可那语气那神态，让人没法真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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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局后半程，张宏斌醉得有些厉害了。说话舌头开始打结，端着酒杯的手也有点晃，有几次夹菜都没夹稳。旁人看出来了，替他打圆场说张区长今天高兴，喝得尽兴。梅莲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一切，她脸上始终挂着笑，可心里什么都在盘算着。

那天散场的时候，张宏斌被司机扶上车，梅莲站在酒店门口送他，隔着车窗弯腰说了句，张区长，路上慢点，回头我给您打电话。

两个人交换了联系方式。之后的日子，梅莲隔三差五就会发条短信过来。有时候是问工作上的事，招商引资的政策有什么新动向；有时候就是日常的寒暄，张区长今天忙不忙，天冷了注意加衣服。话不多，不殷勤得过分，可每一次都掐着点，让张宏斌想忽略都忽略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