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之前在五棵松的后台，她坐在角落里安静地看着他和每一个人说话，围巾的流苏绕在指尖又松开；

想起几天前在公寓的厨房里，她把他的手指一根一根蜷起来，说“除夕每年都可以过”。

她说得好像“今天天气不错”一样随意，但他知道那句话底下压着的东西——她不想让他为难。

她从来都不想让他为难。现在他坐在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上，随身包里装着两座奖杯。

他没有提前告诉她航班号，因为他想给她一个惊喜，就像她曾经在成都凌晨的黑暗中坐在他房间的床上，在他推门而入的那一瞬间轻声说“惊喜”一样。

这次轮到他了。

四个小时后，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

沈煜走出到达口的时候，冬夜的冷空气扑面而来。

乌鲁木齐的温度比北京更低，风也更烈，带着戈壁滩上干燥的沙土味，不像北京的风那样凛冽而湿润，这里的风是干的，吹在脸上像被细砂纸轻轻磨过。

他把外套的拉链往上拉了一截，到达大厅里的人不多，几个接机的举着牌子靠在栏杆上，牌子上写着各种名字，有汉字，有维吾尔文，还有几个写着英文。

一个卖热饮的小摊还亮着灯，摊主正往纸杯里倒奶茶，白汽从杯口升起来，在冷空气中凝成一团。

他拖着行李箱往外走，轮子在光滑的地面上发出咕噜噜的声响。

目光在接机的人群中扫了一圈。

然后他停下了脚步。

哈尼站在接机人群的最前排。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长款羽绒服，围巾还是那条浅灰色的。

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额前有几缕碎发被机场的空调吹得微微飘动。

她一个人来的，没带热纳德，没带小年糕。

深夜的到达大厅人很少，她就站在那里，双手插在羽绒服口袋里，看到他走出到达口的那一刻，她的眼睛弯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