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墙外的石板路上，偶尔响起几声叫卖——是挑着担子的小贩，喊着“热包子、糖粥”，声音比之前亮堂多了。八月的粮荒乱局压下去，九月初的土改摸排稳了人心，城里的商户敢开门，小贩也敢出来讨生活了。

余念新从工业合作处的临时会议室出来时，天色刚蒙蒙亮。窗玻璃上凝着水汽，他用指节擦了擦，望着远处码头的方向——几艘货船正泊在岸边，那是合作处刚接收的“大通船行”的旧船，赵海生正带着工人检修，准备下个月去上海接设备。

他已经熬了两夜，眼睛里带着红血丝，却仍旧精神紧绷。安庆现在算是稳住了：粮食靠统一分配没再出乱子，户籍登记完成了八成，土改第一阶段的恶霸地主处置方案也报上去了。

但余念新心里清楚，这些只是“稳”，要让老百姓真的过上好日子，得靠“发展”——而发展的核心，是工业。

农民分到了地，欢天喜地地翻耕，但手里还是那几把豁了口的旧锄头；城里的纺织厂、碾米厂空着厂房，机器要么被国民党拉走，要么锈成了废铁；就连码头的吊机，都得靠人力推着转。

没有工具，没有化肥，没有新机器，农民还是靠天吃饭，工人还是没活干，这样的“好日子”，撑不了多久。

必须搞工业。要建化肥厂，让地里多产粮；要修机械厂，给农民造农具；要添纺织机，让工人有活干。但1949年的安庆，根本造不出这些设备，只能进口——二战结束四年，欧美国家正忙着处理战争剩余物资，发电机、车床、化肥生产线，都在低价甩卖。

更关键的是，此时西方还没对新中国搞封锁，“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影子都没有，只要有钱有渠道，就能买到货。

可钱和渠道，都卡在了脖子上。合作处刚成立，资本家们虽然入了股，但都抱着“观望”的心思，把真金白银藏着掖着。

政府的财政只够发干部和战士的津贴，根本拿不出大笔资金；外贸渠道更是几乎断绝，除了赵海生认识几个上海洋行的人，再没人能搭上国外的线。

唯一的突破口，还是那些资本家。他们手里攥着浮财，藏着渠道，只是没被逼到份上，不愿真的拿出来。余念新跟郭万夫和张市长碰了头，三人一致决定：把安庆商会的核心人物请过来，把政策讲透，把底线划明，逼他们拿出真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