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15日夜，北京降下这年最大的一场雪。

肖向东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办公室灯火通明。桌上铺满了数据表格——国家统计局的价格指数月报、商业部的商品库存周报、各大城市物价监测点的日报，还有他自己从深圳、上海等地调研搜集的一手材料。

红蓝铅笔在纸上划出密密麻麻的标记。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茶杯里的茶早已凉透。

价格闯关引发的抢购潮虽已平息，但后遗症正在显现：1988年全年零售物价上涨18.5%，创建国以来最高纪录；部分城市出现“滞胀”苗头；民众对改革的信心出现微妙动摇。

更关键的是——政策层出现了分歧。

肖向东从内部渠道得知，高层正在争论下一步走向。激进派主张“继续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稳健派呼吁“暂缓步伐，完善配套”；保守派则开始质疑“改革方向是否出了问题”。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长安街上的车流渐渐稀疏。肖向东揉了揉发涩的眼睛，目光落在笔记本上那行字：

“价格改革不是百米冲刺，而是马拉松。前半程冲得太猛，后半程需要调整呼吸、补充水分、检查装备。”

这是周振华教授昨天对他说的话。老先生没有明说，但意思很明白——该有人站出来说点实在话了。

凌晨三点，肖向东在稿纸上写下标题：

《关于稳健推进价格改革的十条建议》

二、郑卫国的“关切”

报告初稿完成是三天后的傍晚。

肖向东没有立即上报，而是先给了方文敏。这位体改委的青年学者，如今已是价格改革领域的准专家，她的严谨能帮报告规避很多风险。

“数据需要再核对一遍。”方文敏在电话里说，“特别是第三条建议里，关于‘建立基本生活品价格平准基金’的预算测算，少了两个百分点。”

“好，我马上改。”

“还有……”方文敏犹豫了一下，“郑卫国昨天在委里开会，专门提到‘有些年轻同志喜欢提大而不当的建议’。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在说谁。”

肖向东握着听筒的手紧了紧：“他看到了报告？”

“应该没有，但他可能听到了风声。”方文敏压低声音，“你这篇报告一旦递上去，他肯定会知道。按照程序，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要先经过委里初审，才能往上送。”

“初审要多久？”

“正常两周，但如果有人‘特别关切’……”方文敏没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