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7月6日，美国加州圣何塞。

陈思北走出机场时，热浪扑面而来。硅谷的夏天干燥灼热，与上海潮湿的梅雨季截然不同。他身边只带了一个人——二十八岁的翻译兼助理小谭，斯坦福电子工程硕士，三个月前被向东集团的“火种计划”吸引回国。

“陈总，酒店订在桑尼维尔，离几家目标公司都近。”小谭租了辆二手福特，“按照计划，明天上午先见张博士，他之前在AMD做光刻工艺，现在想回国发展。”

陈思北坐在副驾驶，看着窗外掠过的景色。低矮的办公楼、大片停车场、随处可见的科技公司标志——英特尔、苹果、甲骨文……这里每平方公里聚集的芯片人才，可能比全中国都多。

“张博士的要价是多少？”他问。

“年薪十二万美元，外加安家费和股票期权。”小谭小心翼翼地说，“这已经比他在AMD低20%了，但他说……国内的条件还是……”

“还是太差？”陈思北接话。

小谭默认。

当晚，陈思北在汽车旅馆里摊开一份名单。这是三个月来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的、有意回国的华人芯片专家，共四十七人。他用了三个红色标签分类：

红标一：关键人才，必须争取（8人）

红标二：重要补充，尽力争取（15人）

红标三：储备力量，保持联系（24人）

张博士在红标一里排名第三。

电话响了，是肖向东从上海打来的越洋电话。

“收购合同签了。”肖向东声音里有疲惫，也有兴奋，“三千万，分三期支付。工人安置方案也定了：愿意留下的，工资上浮30%；想提前退休的，按工龄补偿；中间那批四五十岁的，转岗培训。周厂长哭了。”

陈思北能想象那个画面：“资金呢？”

“香港的基金谈妥了，第一笔两千万月底到账。但缺口还是大。”肖向东顿了顿，“你那边是白天吧？进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