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匿名短信在文鸳掌心的屏幕上停留了将近三分钟，她没有动，连呼吸都放轻了。

发消息的人知道磁条卡的存在，知道它就在这栋宅子里被找到，而她和曾砚辞发现这枚卡，不到二十分钟前。

她把手机递给曾砚辞，曾砚辞看完，把手机还给她，说：“去找苏先生。”

就这五个字，没有商量，也没有废话。

苏先生的工作室在老城区外环，开车过去大约四十分钟。曾砚辞没让司机送，他自己开车，让文鸳坐副驾驶。车子出后院侧门，绕了两条小街，没有走主路。

路上两个人都没说话。文鸳把磁条卡从衬衣口袋里取出来，重新用手帕包好，握在手心。她在想那条短信。“Kestrel带走的”——发消息的人不只知道卡，还知道读卡头在哪儿，知道Kestrel是谁，甚至知道那人去了加拿大。这种程度的信息量，不是外围的知情者，而是核心的参与者。

曾砚辞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侧过头看了她一眼。

“你在想那条短信是谁发的。”他不是在问。

“嗯。”

“Kestrel在1998年的实验室事故里丧生，这是沈恪查到的。”他转回头，等绿灯，“但读卡头在加拿大，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说明一件事——读卡头在Kestrel死前就被带走了，或者，有人在他死后取走的。”

文鸳说：“如果是后者，那个人现在还在。”

曾砚辞没有接话，绿灯亮了，车子重新开动。

苏先生的工作室是一栋三层的旧仓库改建，外墙爬满了枯藤，窗子很窄，像是不想被人注意。曾砚辞按了门铃，里面隔了很长时间才有反应。开门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面孔陌生，只说了一句“苏先生等你们”，就把门拉开。

苏先生在三楼，一间摆满旧设备的房间里。他比文鸳想象中年轻，戴眼镜，穿一件洗旧了的格子衬衫，见他们进来，只点了个头，目光先落在文鸳手里的手帕包上，说：“卡带来了？”

文鸳把手帕摊开。

苏先生拿起磁条卡，在灯下翻看了片刻，走到一台外形古旧的仪器旁，把卡侧边对着读取口，没有立刻放进去，而是先打开一个软件界面，对文鸳说：“卡上的磁条格式是1980年代的二轨制，现在能读的设备基本淘汰了，我这台是老机器，但读头有问题，信号容易丢失。你们有时间等吗？”

曾砚辞说：“没有。”

苏先生抬了一下眉，把卡插进去。屏幕上跳出一串错误提示。

房间里只有仪器散热风扇的声音。苏先生没有慌乱，把卡取出来，用专用的清洁布在磁条面上擦了几个来回，重新插入。这次屏幕没有报错，但进度条停在了百分之十二，一动不动。

等待的几分钟里，文鸳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沈恪发来的消息，只有一行字：“项目组老成员回信了，有人认出了照片上的Kestrel，说他1990年代初离开国内之前，曾经把一批实验室备份资料整理打包，对外称是'销毁'，但实际去向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