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月十一日。

伦敦时间，下午 16:15。

纽约时间，上午 11:15。

当华尔街的交易员们正端着第一杯星巴克、对着彭博终端机上诡异波动的金融股指骂骂咧咧时，伦敦金丝雀码头，金融服务局（FSA）总部第七层的会议室里，已经被绝望的汗臭味和劣质烟草味彻底腌透了。

中央空调在两个小时前彻底罢工。九月的冷雨疯狂拍打着防爆玻璃，室内却闷热得像个令人反胃的温室。

大卫·霍顿靠在那张并不符合人体工学的主管椅里，领带早已扯掉扔在了地上。

他面前的办公桌简直是一个灾难现场——左手边是一摞半英尺厚的《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卷宗，书脊已经开胶；右手边散落着七八份来自风险评估部的合规报告。

而他正用牙齿咬掉派克笔的笔帽，在一份《紧急干预免责声明》的附件上飞快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因为用力过猛，笔尖划破了纸张，蓝黑色的墨水蹭在了他的小拇指上。

大卫烦躁地把笔一扔，用带墨水的手指敲击键盘，切回那份修改了十四次的WOrd文档：

《关于暂停特定金融工具卖空交易的临时指令》

“卡勒姆。”

大卫停下手指，抓起手边那本厚重的法典，在桌上重重地磕了一下。

“在按下这个回车键之前，我作为一个拿纳税人薪水的首席法律顾问，觉得有义务再确认一次。我们真的打算用这三页粗制滥造的A4纸，去掐断伦敦证券交易所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起就存在的自由做空机制？”

卡勒姆·罗斯，这位在监管系统里滚打爬摸了二十六年的高级执行主管，此刻正瘫在一张折叠椅里。

他那件萨维尔街定制的西装外套被揉成一团垫在腰后，整个人烦躁地搓着因为睡眠不足而浮肿的眼袋。

“严格来说，是一百六十三年，大卫。”

卡勒姆的声音里带着浓重的鼻音，像是重感冒，又像是昨晚那半瓶廉价苏格兰威士忌的后遗症。

“一八四五年铁路狂热之后就没动过了。”

“哪怕是纳粹轰炸伦敦的时候我们都没关掉过它！”

大卫抓起一张沾着咖啡渍的纸在半空中抖了抖，“但今天，唐宁街被几个华尔街佬吓得尿了裤子，所以我们得把市场机制扔进马桶冲掉。”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毫无征兆地推开了。

一个挂着实习生吊牌的年轻人探进头来。

他叫托比，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刚三个月，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崭新西装，手里抱着一叠刚刚打印出来的名单。

“罗斯先生，霍顿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