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道家结合起来，再加上由儒道衍生的法家，构成了中国封建民主礼治制度的基础。

道家解决的是帝王的治世之道。他主张封建君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治大国若烹小鲜，要求统治者放低姿态，善于倾听，上善若水，顺其自然。

儒家解决的是官宦的为政之道。他提出君君臣臣、为政以德、五美四恶，要求为人臣者遵制守礼，事君以忠，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君王宽容大度一些，人臣积极进取一些。君王多听意见少干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人臣则多做实事多争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此则君仁臣忠，一派盛世和谐景象。

封建帝王和官员需要考虑的治国问题，被道家和儒家联手解决了。但是老百姓该怎么想怎么做，才能生活得更加幸福？

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因为道家给不了答案，儒家也给不了答案。

道家学说，其实不是讲给老百姓听的。地位高的人才有资格放低姿态，这叫谦逊随和，叫礼贤下士。上位者站得那么高，低下头才能看得到人，如果他抬头向天，那么就看不到人了。曲高和寡的结果，一定是亢龙有悔。

地位低的人没有资格谦逊。下位者如果一直低着头，就只能看到自己的脚，只能看到自己脚下的那一小块土地，会被讥讽为鼠目寸光。老百姓如果不争不抢，一定会和懦弱无能划上等号，结果是永远无法出人头地，最终一无所有。

儒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论语·宪问》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又云“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国家有道的时候要言行正直；国家无道的时候仍然要品行正直，只是说话做事的时候要低调谦逊。有德行的人一定会讲道理，但讲道理的人不一定有德行，仁爱之人一定勇敢，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仁爱。

为什么要正直，要勇敢？

正直意味着有底线，勇敢意味着敢于反击。为人可以低调谦逊，仁爱有礼，但如果有人敢触碰自己的底线，自己就敢正面硬刚。所以儒家在讲温良恭俭让的同时，也讲积极进取，讲以直报怨。要求为人臣者立于丹陛之下，要有敢于据理力争、犯颜进谏的勇气和魄力。

但是，儒家学说也不是讲给老百姓听的，他的教育对象是贵族、士族和其他求仕之人。先秦诸子百家，包括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在内，他们的学说主要都是为统治阶层说话，很少真正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思考问题。

儒家提倡的繁文缛节，对于老百姓来说太过铺张浪费且没有必要。而墨家的节用节葬却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老百姓已经过得很苦了，满心希望自己能过得更好一些。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诸子百家本身多为王族后裔，不是贵族世家，就是士族新贵，不可能对老百姓完全的感同身受。

佛教不是中国本土诞生的宗教。大约在公元67年汉明帝时期，佛学思想经由古印度传入中国。它之所以在中国长盛不衰，是因为解决了一个道家和儒家都没有解决或者说解决不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