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昏天黑地的快乐，就成了愚昧，有所变化才没有灾难。

西汉末期歌舞升平，从汉元帝开始，皇帝们快乐地享受帝王生活，浑然不知民间疾苦之根和王道兴衰之理。

汉元帝因为身娇体弱，委政于宦官，他还算幸运，总算没有引起大乱。汉成帝、汉哀帝却是一副纨绔子弟的做派，只顾着纵情酒色，男女通吃，朝政已是极度腐败，埋下王莽篡汉的祸根。这两人不懂养生之道，一个比一个死得早，却把一副烂摊子丢给了不到九岁的汉平帝。

当皇帝只顾着花天酒地的时候，这个老大帝国已是积重难返了，稚嫩的汉平帝有心杀贼却已无力回天。到最后，一个只有两岁的懵懂稚子孺子承受了所有的灾难，但他有什么错？

错只错在，错生于帝王家。

自古以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诚然如此。

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有变化才有进步，世间万事万物莫不如是。

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

长安的繁华已然暂时谢幕，洛阳的伊水重新泛起清波，

当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被蛀虫掏空枝干轰然倒塌，腐烂的枝丫上重新长出新芽，迎着光辉灿烂的朝阳，一个崭新的国度重新矗立在东方之巅，汉光武帝刘秀接过了先人递过来的文明火炬。

他该怎么做，他能怎么做，他会怎么做？

四个字：稳中求进。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读史可知兴衰更替之理，而前朝得失莫不在人。所谓制度，亦由人定，由人废，由人变革，由人执行。

一朝祸乱之源，无非有二：不在朝堂，便在江湖。前者为宫斗、政变，后者为起义、举事。

鼓励农耕，发展经济，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吃得饱饭，穿得上衣，住得上房子，养得起父母妻子，民间便无大事。

转而看起来，朝堂反而复杂得多，需要斗智斗勇，需要坚持和妥协，需要掌控和平衡。

首先，打惯了仗，经历过血与火的人，不能留。这些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一言不合就可以拔剑开干，靠他们开疆拓土是极可靠的，用他们平治天下则无异于水中取月，缘木求鱼。

汉光武帝大封功臣贵戚，赐以高官厚禄，爵位田宅，却收回来他们的军政大权。宋太祖赵匡胤玩的那出杯酒释兵权，就是学习自光武帝刘秀。汉光武帝的做法略有不同，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拥有重兵的功臣不得在京师任职，其次是对有功之臣封赏而不用。

鉴于西汉三公的权力太大，灭国之祸自此出。光武帝虽然还是设了三公之位，但把所有行政大权收归尚书台，由皇帝亲自指挥。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这就是鼎鼎有名的台阁制。

尚书台设正职尚书令一人，副职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所有政令悉由尚书台直陈皇帝裁决。在光武帝以前，尚书只是专事记录的文书，光武帝之后，尚书的权力才渐渐开始大了起来。

当然，任何制度只有适用一说，而无完美通行的，所以我们才需要不断地改革和变革。台阁制解决了光武帝面临的问题，但以后也会产生新的问题。

针对西汉后期吏治腐败的问题，光武帝大力整顿吏治，躬行节俭，选贤任能。相比民治的宽松，光武帝时期的吏制是严苛的。官员在任职期间犯错，会被剥夺爵位和封地，于是有功之臣为了保全爵位和土地，心甘情愿卸职返乡。

接下来，就是事关国祚绵延的问题了：立皇太子。

郭圣通为光武帝生下了五个儿子，长子名叫刘疆，阴丽华也为光武帝生了五个儿子，长子名叫刘阳。

光武帝原本打算立阴丽华为皇后，但是阴丽华认为自己不够资格，坚辞不受。郭圣通因此被立为皇后，刘强于是成了皇太子。

谁知郭皇后的舅舅刘杨突然谋反，被杀。大靠山倒台，郭皇后失宠，她不知守藏之道，反而在后宫中搅风搅雨，争起宠来。公元41年，光武帝以郭后怀执怨怼、有吕霍之风为由，下诏废郭氏，立阴氏为后。

公元43年，刘强上表自请辞位。阴丽华的长子刘阳被立为皇太子，改名为庄，这就是后来的汉明帝。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