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是在操场上吃的，白米饭和杂烩菜糊管够。这杂烩菜糊是用大铁皮桶一桶一桶的挑到操场上的，热气腾腾，香气扑鼻，就是看上去实在没什么胃口。杨二东闭着眼睛吃一口：味道倒还不错，感觉里面有荤腥——到底有什么，谁也吃不出来。

吃过午饭，稍事休息之后又开始下午的训练。下午的训练又是队列训练——这时候考验才真正开始：教官们说的都是“新话”，而士兵们各操方言，要说他们之间有什么通用语言的话，那就是广州官话了。

除了少数“见多识广”的士兵——比如杨二东，他听得懂“官话”，所以这“新话”勉强也能听个六七成——大多数士兵听到“新话”就和外语的差不多。

这么一来，下午的操练就成为一种残酷的听力训练了。教官们只用新话发号施令，最多有一些肢体命令，一旦领会错误就会被军棍进行“精神注入”。

口令即听不明白，条令规矩多得要命，虽说有《军人手册》，但是多数士兵目不识丁，根本记不过来。于是训练场上便动不动挨揍，一边被揍还得一边大声重复自己的罪名——还得用新话念，念的不标准也得挨揍。被揍得多了大家也归纳出了经验来。总的来说，凡是没被命令去做的，就通通都不准做，谁要做了就要挨军棍。

晚上回到宿舍——新训中队的宿舍就设在“三总府”里，空的厅堂里铺上干草，遮风又避雨。对于常年风餐露宿的丘八来说算是不错的住宿了——所有人的腿都僵硬地回不过弯来，身上更是到处都疼。一个个勉强爬到草铺上休息。

“这一天挨的揍，比二十年挨的揍合起来都多……”李普慢慢的挪着坐在草垫上，龇牙咧嘴的抱怨道。他亦是梧州的降丁。

“幸亏这澳洲老爷打人用的是细木棍，要是换成了大明的军官，今天非给活活打死了……”

“那军棍就别说了，能把肉都给打飞！”有个兵说，“早年我见过一回，巴掌大的肉片都飞到旗杆上了，骨头都露了出来……太惨了。”

“当兵吃粮，到哪里都不是苦差事！谁叫咱八字不好的！”有人叹道，“我十五岁死了爹，只好出来当兵吃粮，到现在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老娘是不是还好……”

“怎么样了，你娘又给你找了个新爹呗……”

“放你娘的屁！”这边就要动手，马上又被人拉开了。

“挨揍没挨够，你这是要去送人头？！”杨二东劝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澳洲人他x的巴不得你们乱来，他好来杀人祭旗。”

“二东哥说的是。大家都是袍泽，少起哄了。”

“澳洲人凶是凶，总算不乱杀人。吃也吃得好！就不知道这澳洲粮能吃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