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州县政务繁剧，官员设置却极为精简，只得发明里甲、粮区、乡约等制度，勉强维持政务的运转。

粮长、里长常为州县官分担征粮、摊派徭役、维护治安等重任，但粮区、里甲并非正式的行政组织，州县官只图用着方便，对他们需索不断。

有良知的里长、粮长，面对上司的无尽需索，只得倒贴家产，常有毁家破产者。久而久之，劣币驱逐良币，粮长、里长亦争相舞弊。州县官员深知其弊，却无力纠治，大多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州官、县官名为亲民官，但除了诉讼之外，并不与百姓直接打交道。相反，粮长、里长却代表政府与百姓打交道，地位举足轻重。

丹初决定增设乡长，实际是为了在州县以下增设乡一级政府，加强对基层的控制。他目光炯炯，不容置疑，沉声说道：

“我听说，正德年间，某县每年承办宫廷贡物，价值只有一百多两。然而各级官吏上下其手，里长、粮长亦肆意妄为，最终逼索四千余两的贡物，竟是正常需求的四十倍之多。

“该省巡按刚刚上任，立即上书朝廷，认为朝廷奢侈无度，不恤民力，请求下诏减免。孰知，户部发文驳斥，说户部每年例收一百多两的贡物，何来四千余两之多？着令该省严加勘查，回报部里。

“巡按大惊失色，方知捅了个蚂蜂窝。经调查，真相很快水落石出。原来，各级官吏皆从中渔利，粮长、里长亦胆大妄为，实际从百姓手中盘剥不下五六千两。

“万历、崇祯年间，朝廷加派三饷。三饷本身并不沉重，但各级官吏上下其手，百姓实际负担的加饷极为沉重。

“朝廷背负了骂名，却收不上多少税赋。各级官吏、里长粮长，乃至田主，却借三饷大肆盘剥，负担全部落在农民身上，逼得农民走投无路，起而造反。

“教训深刻，我们必须铭记在心，绝不可重蹈覆辙。是故，要着佃纳粮，使田主不能再盘剥农民；要设置乡长，使粮长、里长不能再蒙蔽州县，使赋税尽归官府。”

说白了，着佃纳粮也好，增设乡长也好，都是为了加强官府对农村的掌控，杜绝田主、官吏对佃农的剥削。其最终目的，便是让官府集中一切资源，动员一切力量，全力抗衡清军。

丹初的话发人深省，如同醍醐灌顶，令众人深感佩服。即便是学富五车的方以智，亦暗中叹服，觉得丹初此举切中时弊，不失为救时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