邑师的地位则又远远高于门师，是负责整个义邑的礼佛活动。当下世道中，信佛礼佛者众多，所以通常由官府或者民间自发的划定一个区域，区域内只允许某一部分僧侣传播法义并接受供奉，这种教区便被称为义邑。

当这些新兴寺庙广泛担任门师、邑师之后，就等于掌握了重要的乡里人口资源，可以从这些信徒们手中源源不断的获取供养，信徒们所供养的既有钱财、也有土地等各种乡土资源。寺庙再将这些获取的资源转输给最初的那一批供养人，即就是返乡的士族们，如此便可达成共赢。

但在这种合作模式中，很明显是僧人拥有的主动权更大。虽然说他们最初获得了那些归乡士族的资助和造势，可当具有了一定社会影响力后，便可独立进行发展，初期供养人给他们带来的帮助已经非常有限，能够造成的制约则就更加的微乎其微。

所以这些僧侣们是否还愿意履行之前的约定来回馈最初的供养人们，那就只能看各自的人品道德了。而南北朝这些沙门僧徒们，不能说全都是坏蛋，但好的也的确是有限。

天水阎氏所诉讼的这一桩案件，就是典型的翻车案例。

旧年其族一部分游宦河洛的族人们返回乡里，为了庆祝劫后余生而集募资财兴建了一座家寺，名字叫做光明寺，并供奉了几位之前在河洛时便认识并有来往的僧人。

这座寺庙的寺主同样是一位来自洛阳的高僧，名字叫做昙静法师，因其佛理精深而在乡里几次礼佛大会中大放异彩、备受瞩目。

有了这样的人望加持后，光明寺僧众们自然便不再满足于只作阎氏一家的门师供奉，但是想要成为一地邑师还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寺中僧祇户与供养户的数量。因为邑师虽然是民选，但却需要向当郡僧官都维那负责，故而两种户数掌握的越多便越容易当选。

阎氏一族也觉得同光明寺渊源颇深，乐见这座寺庙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于是便发动宗族，部曲录作僧祇户，宗亲族人们则就作为供养人，好不容易给光明寺争取到一个邑师的名额。

后来光明寺的发展也不负众望，甚至远远超出了阎氏族人们的期待，那昙静法师在担任邑师未久便成功主持了数次凿窟造像等盛大仪式工程，竟然在数年后一跃成为天水郡的僧官都维那，一郡沙门僧徒并其信众们都要受其管理。

光明寺当然也跟着水涨船高，到如今已经成为整个天水郡中仅次于麦积崖万佛堂和武都庵的特大寺庙。

万佛堂乃是麦积崖凿窟伊始便开始存在的陇右名刹，而武都庵则是前皇后乙弗氏死后发其侍婢奴仆落发出家的庵堂，光明寺短短十几年间便获得同此二者比肩的规模和地位，也实在是了不起。

但天水阎氏作为光明寺最初的供养人，却并没有因此而鸡犬升天，反而处境变得更加恶劣。

之前为了扶植寺庙发展而编录的寺籍，到如今却成了捆绑在他们身上的沉重枷锁，部曲多被寺庙据此侵占不说，甚至有一部分还不起借贷利息的阎氏族人都干脆被寺庙收为寺奴。

当倾听这阎怀德讲述故事的时候，李泰脑海中便不断闪过“东郭先生与狼、农夫与蛇”等等寓言故事，再见阎怀德一脸忧苦，则又忍不住的想笑，这真是养虎为患的活生生案例啊！

他这会儿也明白了为什么阎怀德一开始的时候听到族人告状那么紧张，甚至都想干脆撤诉，因为这件事还真不是他一个县令能承担的。哪怕是李泰，想要下手的话都得考虑考虑值不值得。

这光明寺若还仅仅只是地域内的一座名刹还倒罢了，但其寺主却同时担任天水郡僧曹都维那，这就有点棘手了。

一郡都维那可不仅仅只是宗教领袖那么简单，他所拥有的权力甚至都有可能超过了李泰这个天水郡守。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天水郡所掌握的籍民数量估计是远不比上都维那所掌握的信徒户数，这就意味着郡府能够掌握动员的人力物资比不上都维那这个僧官。

就拿之前秦州的战备物资向渭州输送时，李泰记得皇甫穆就曾经拜访当郡都维那，希望组织一批寺奴劳力帮忙运送物资。

在将此事内情原委了解一番后，李泰心里也不由得打起了鼓，略有退意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