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这个承担路费和食宿以及乘坐蒸汽机商船更是让他们疑惑。

自隋唐科举制度成型后，举人的路费都是自己筹办。

到了安史之乱后，因为种种原因，南方地区才开始对举人的路费采取了资助的策略，但也仅仅是当地官府的自发行为，并不是朝廷统一的策略。

到了宋朝的时候，举人的路费来源就多了，诸如富商官神购买庄田，称之为贡士庄，以其收取的田赋给举人们发放路费。

说白了，就是当地的富商士绅对举人的投资，万一这个举人中了进士，那有了资助这份情意在，只要人家稍微给点方便，那就赚大了。

若是没中也没多大关系，大不了一年就是二三十两银子而已，对富商而言，都是小钱。

除此之外，朝廷还发放公卷，用于沿途免费住宿驿站和使用交通工具的凭证，但依旧是偏远地区的举人才有。

到了大明一朝，洪武三年朝廷公布的《科举诏》规定，举人的路费由朝廷拨给，但却是以廪给、脚力的实物和人力形式，不是直接给银两。

更重要的是这一条只针对新科举人，参加过一次会试的举人是不享受这种优待的。

到了成化年间，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朝廷更改了这一定制。

广东南海县有一名叫张诩的举人，中举后十年都没有参加会试，自称‘保重不轻应试’，大意就是说去参加会试前我要先保重身体，否则很可能没到北京城就死在路上了。

此事在当地广为流传，恰巧被当时的巡抚朱英得知，一番询问之后才知道是没有路费，朱英便给张诩十二两银子当作路费，他才得以参加会试。

果然在成化二十年中了进士，最后官至通政司参议。

他的老师是当时有名的大儒陈献章，更是担任了吏部文选清吏司理事，这种关系都没银子，足可见当时官员俸禄之地，也看出考生的贫困了。

此事之后，朝廷才彻底的重视了起来，朝廷给举人的路费由实物转变成了银两，对象从新举人扩大到了旧举人。

但此事儿依旧是当地官府负责，以嘉靖时为例，广东考生是二十两、南直隶二十四两、山西和贵州等偏远之地是十五两，最富有的浙江则是一百两。

规定是这么规定，但架不住有人搞事情、中饱私囊以及当地官府缺银子，到考生手上的能有一半就算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