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息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咖啡馆的画面。

一个看起来文质彬彬，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正在一群年轻人中间，侃侃而谈。

何雨柱一眼就认出了他。

薛长林。

前社会学讲师，也是当初和方哲一起被遣返，后来又因为“认错态度良好”而被重新接纳回来的那批人之一。

何雨柱当时觉得，这些人经历了现实的毒打，应该能学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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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他还是低估了某些人骨子里的劣根性。

“……所以说，我们不能被眼前的安逸所麻痹。”

薛长林的声音，充满了煽动性。

“每天三小时的思维训练，看似是在帮助我们学习，但本质上，是在潜移默化地统一我们的思想，磨灭我们的个性！”

“我们正在变成一群思想统一的‘工蜂’！”

“而那个高高在上的‘独裁者’，就是‘蜂后’！”

“他享受着我们所有人贡献的智慧成果，却把我们蒙在鼓里！”

“我们必须反抗！我们必须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思想自由！”

何雨柱看着屏幕，眼神渐渐冷了下来。

他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有些人，是教不好的。

狗，改不了吃屎。

何雨柱静静地看着屏幕里的薛长林。

这家伙，比方哲要聪明一些。

他没有直接否定新世界的制度，而是巧妙地偷换了概念。

他把为了集体生存而进行的“思想众筹”，歪曲成了对个人自由的“剥削”。

这种论调，对于那些在旧世界就习惯了自由散漫，又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来说，非常有迷惑性。

果然，他周围的几个年轻人，脸上都露出了认同和激动的神情。

“薛老师说得对！”

“我早就觉得不对劲了！我最近在研究一个课题，刚有点思路，第二天就被项目组长拿去用了，报告上连我的名字都没提！”

“我也是！我感觉我的大脑，就像一个被随意翻看的笔记本！”

“这不公平！我们的灵感，我们的智慧，都是我们自己的！凭什么要无偿贡献出去？”

薛长林满意地看着自己煽动起来的情绪，推了推眼镜，继续说道：

“所以，我们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我们要联合起来，向管理者提出我们的诉求！”

“第一，我们要求思维训练必须是自愿的，不能强制参加！”

“第二，我们要求建立‘思想专利’保护法！任何由个人产生的创新思想，都必须得到承认和奖励！”

“第三，我们要求成立一个由我们自己选举产生的‘科学院议会’，来监督盘古系统对科研项目的分配和管理！”

“我们要把权力，从AI的手里，夺回到我们人类自己手里！”

他的话，掷地有声，极具煽动性。

如果说方哲追求的是不劳而获的“身体自由”，那薛长林和他这伙人，追求的，就是凌驾于集体之上的“思想特权”。

他们认为，自己的大脑比别人聪明，就应该获得比别人更多的东西。

他们享受着普通工人、农民通过思维训练贡献出来的，关于生产和生活的无数微小创新所带来的便利，却又看不起这些“凡人”的智慧。

在他们眼里，只有他们这些“精英”的灵光一闪，才配叫“创新”。

“盘古，把这个薛长林的档案调出来。”

“是，先生。”

屏幕上，立刻显示出了薛长林的全部资料。

这家伙，在被遣返回华夏的那段时间，过得非常凄惨。

因为档案里的那笔“污点”，他被所有高校拒之门外，最后只能在一个街道的宣传栏里，靠写一些歌功颂德的豆腐块文章糊口。

后来，自然世界二次招募，放宽了标准，他写了一份长达万字的《忏悔书》，痛哭流涕地表示自己认识到了错误，愿意为文明的生存奉献一切。

没想到，一进到这个安逸的环境里，他好了伤疤忘了疼，老毛病又犯了。

而且，这次他学精了，不再搞什么拉横幅的弱智行为了，而是开始搞“学术串联”，试图从内部，瓦解全民思维系统的根基。

“盘古，分析一下，他的这套理论，在自然世界内部，有多大的市场？”

“先生，根据模型推演，薛长林的‘思想特权论’，在第一批和第二批迁入的，拥有高等教育背景的科研人员和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大约百分之七的潜在支持率。”

“这个比例虽然不高，但他们掌握着大量的核心科研项目。”

“一旦他们形成串联，发起‘非合作运动’，将会对我们目前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重点科技攻关，造成严重影响，甚至停滞。”

何雨柱的眼神，彻底冷了下来。

百分之七。

九千万人口，就是六百多万。

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数字。

如果任由这颗“思想病毒”扩散开来，后果不堪设想。

他原本以为，在绝对的生存危机面前，所有人都能团结一致。

现在他才明白，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私心，有江湖。

总有一些人，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得失之间，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对付这种人，讲道理是没用的。

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玩弄“道理”的专家。

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抗拒的力量，把他们那点可笑的优越感，彻底碾碎。

“盘古。”

“在，先生。”

“通知下去，三天后，在山河新城的中央广场，举行一次‘全民公开课’。”

“所有居民，必须参加。”

“公开课的主题，就叫——《你所谓的智慧，究竟值几斤几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