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敏的本行是刑名，但是他的学艺不精，一直混不到好的东家――大多是些在偏僻小县里打转的举人老爷或者“同进士”。小县城人口少，打官司的自然也少，分请两名师爷有点浪费，所以就又学了钱粮，虽说不甚精通，但是一人身兼两职，不仅自己多了一份收益，东家也少了一个人的开销，皆大欢喜。

钱粮师爷的本事除了算盘上之外，还在于能了解情况，善于应付书办。这是因为额征钱粮地丁，户部只问总数，不问细节。当地谁有多少田、多少地，座落何方，起科多少？只有县衙里户房的书办才一清二楚。他们所凭借的就是代代相传的一本秘册，称为“鱼鳞册”。没有这本册子，天大的本事，也征不起钱粮。

鱼麟册本是公物，是政府主持绘制修订的，但是年深日久，县里存档的或湮灭或丢失，早就不知去向，政府修订的“公册”，反而成了书办的私产。不管是县令还是钱粮师爷，要顺顺利利的办下每年的夏秋两赋的公事来，时常会为书办所挟制。

一般来说，县令上任之后，钱粮师爷就要去和户房的书办谈条件，讲斤两，形成一个默契，勾结起来各取所需。王兆敏和陈明刚之间，却一直有些疙疙瘩瘩的。原因是临高这地方很偏僻，天高皇帝远，书办对官员的忌惮心理也少了许多。

“户书”因为有鱼麟册，不但公事可以顺利，本人也能借此大发其财，多少年来钱粮地丁的征收，是一盘混帐，纳了钱粮的，未见得能收到官府收粮的“粮串”，不纳粮的却握有纳粮的凭证。有人没有立锥之地却要缴粮。有人坐拥千顷良田却毋须缴纳粒米，反正“上头”只要征额够成数，如何张冠李戴，那是根本不管的。

至于其中的花样，名目繁多。王兆敏就说了“诡寄”、“产去粮存”这两种花样。后者，邬徳从张兴教的身上就知道了，至于“诡寄”，他也略知一二。

“说到朝廷优免，不是向来有定额的吗？”邬徳把听来的知识“卖”了一点出来，免得王兆敏真以为他们一无所知，胡说八道。

王兆敏果然一怔，想这多半陈明刚说得，便解释道：“朝廷的优免，原是有定额的。”这个定额是在洪武年间规定的，大体京官一品可免30石，二品24石，以此类推。外官的优免则是京官的一半。至于监生、举人、秀才，照例可免2石。除了免粮份额之外，其他自置田亩，都要报官纳粮。

“实际上呢？可免二石的，免了几十石。当年张相当政的时候丈田，他先清查自家的田亩，额定是免八十多石。实际免了将近九百石。”

邬徳听得很仔细，他猜张相大约是说张居正。于鄂水在讲授明代田赋制度的时候专门提过张居正在位期间搞过丈田――距现在还不算太遥远。

“除了朝廷的优免之外，”王兆敏苦笑道，“还有一类人，也有所谓的‘诡寄’。”每个县里都有一批刁恶霸道，不易对付的那班“特殊人物”，不是豪强地主，就是乡间无赖。必须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误。有时候甚至虚给“粮串”――纳粮的凭证，买得个地面平靖。许多平民小户为了少纳粮。就会“带地投献”。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有人会请他们“包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所谓的“包户”，这种包户或者本身是“粮差”与官吏有勾结，或者是地方的豪强能挟制官吏，小户如托他们“包缴”，“浮收”部分固然少不了，但是要比自己去缴纳便宜的多

“你们打掉的苟家兄弟二个，原本就是县里最大的两个包户。”王兆敏说，“不过若不是和陈明刚有勾结，当过‘粮差’，他们也做不成这个包户。”

邬徳点点头，这“包户”倒是有点“包税人”的意思。